（先针对上一章的争议说几句。《明史》张献忠的传上原文就写着“十四年正月……献忠果东出……自率轻骑日夜驰三百里……陷襄阳城，缚襄王翊铭置堂下，属之酒曰‘我欲借王头，使杨嗣昌以陷籓诛，王其努力尽此酒’遂杀之”。

这两章的情节我原本也没打算详写，但正史上发生过的事件，如今因为主角的蝴蝶效应，被推迟、变形，我总得交代，今天就能过完这部分情节。历史上张献忠第一次破襄阳时，兵力确实不多，后来襄阳也有重新被朝廷控制、再被李自成控制的纪录。

可以推定张献忠这次来，至少没有打算长期占领。只是想杀藩王陷害杨嗣昌，并且抢劫一大笔钱财、发钱收买人心或者招兵买马、再顺手杀一些官员，说哪个目标更主要，都是合理的，尤其是陷害杨嗣昌这个目的，有《明史》上的对话原话为证。

另外，根据正史推断，可以判定张献忠在襄阳城内以及杨嗣昌身边肯定有内奸眼线，所以他敢找薄弱的时间、地点，钻空子。

沈树人是意外出现的，在张献忠的情报网预料之外，所以他派来偷袭的人也就没来得及撤退，多杀人抢劫了一会儿，没控制好时间。这我认为很合理，不存在给张献忠降智。这都是历史上他干过的事情，有什么降智的。）

——

崇祯十二年七月的大明天下，实在是千头万绪，剧变连连。

李自成攻洛阳后，短短二十天里，天下接连发生了一大串的连锁反应，简直比弹药库殉爆还夸张。

福王被杀、杨嗣昌请罪、左良玉被牵连削去将军号移镇……这些消息传回京城后仅仅五天，

湖广方面又传来“襄阳被流贼假扮成百姓入城渗透作乱、刺杀藩王”的重磅消息。闹得京城的皇帝和京官们都彻底懵逼了。

除了一群喷人不怕事大的言官之外，没人想看到这种局面。

这次的消息，是湖广兵备佥事沈树人六百里加急送来的，仅仅两天之后，杨嗣昌也送来了再一次的请罪折子。

据说杨嗣昌听说襄王、贵王被杀，还急火攻心又吐血昏厥过去了，但好在是暂时没生命危险，康复后还能吊着一口气继续戴罪督师。

应该是沈树人也第一时间派人去安慰过了杨嗣昌，并且把自己的说辞、打算跟杨嗣昌透过气了，才让杨嗣昌不至于像历史同期那样忧惧绝食而死。

因为历史上他犯下的是“失地陷藩”的大罪，自觉肯定会被治罪处死，还有可能祸及家人，才希望早点“工伤殉职”，换取一个体面。

现在沈树人的补救，死死把事情的性质咬死在“刺杀”而非“失地陷藩”上，就还有转机，让杨嗣昌看到了希望，能继续燃起一阵子求生意志。

当然了，杨嗣昌肯定会让他在京城的心腹盯着点消息，看看崇祯最后究竟怎么给这事儿定性。如果崇祯能接受沈树人上报的定性，拍板说着就是“渗透作乱刺杀”，那杨嗣昌也就不急着去死了。

如果崇祯最后不接受沈树人上报的定性，非要拍板成“失地陷藩”，那杨嗣昌就得赶紧在司法程序走完之前自杀、以保护家人。

这种等着消息决定是否要自杀的日子，真不是人过的。

……

“短短几日，连续那么多藩王被流贼杀害！杨嗣昌到底干什么吃的！朕要灭他的族！”

文华殿内，刚刚惊闻噩耗时的崇祯，果然还是很不冷静，泄愤地砸了很多瓷器玉器，旁边包括王承恩在内的宦官宫女，全都大气也不敢出。

不一会儿，被皇帝召见的六科给事中等谏官，也陆续来到宫里，要讨论这事儿的定性。

最终定性肯定不是给事中级别的小官能拍板的，但他们代表了相关科道言官的意见，皇帝也得参考一下外部对这事儿的看法、会不会给皇帝丢面子。

崇祯这人很爱面子，所以有时候他杀不杀人，决策因素不是看对方罪该不该杀，而是“外面的人是否会因为皇帝这次没杀人而看不起皇帝、觉得皇帝丢脸了”。

以至于崇祯朝各科的给事中也暗暗掌握了这个规律，对于自己想攻讦的政敌，一旦对方摊上事儿了，他们被皇帝召对时，就添油加醋说“这次的事儿外面都知道了，传得沸沸扬扬，如果陛下不严明执法，恐怕会被天下士林耻笑”。

如此一来，陷害死犯事儿大臣的概率，就能提高那么几成。

当然，这招也不可能百试百灵，不然崇祯朝的文官早就被政敌陷害杀光了，崇祯也是有底限的。

如果科道言官敢夸大其词、最后被发现纯属捕风捉影煽风点火，那也会付出相应的代价。坐实了诬告罪的话，被反坐杀头的也不是没有。

这一次，要给杨嗣昌的疏忽定罪，崇祯首先召见的便是兵科给事中沈迅。

好在杨嗣昌也不傻，他离京外出督师，留在京城的兵科给事中当然都是他安插的心腹——历史上，这位沈迅和后来的兵部尚书陈新甲，都是杨嗣昌外放前提拔上来、留在京城兵部的耳目。

杨嗣昌活着的时候，沈迅和陈新甲之间关系还可以，两人也都忠于提拔他们的杨嗣昌。

但杨嗣昌死后，这沈迅和陈新甲的矛盾就激化了，最后陈新甲被人弹劾问斩之前，沈迅还落井下石了，结果崇祯听说之后，都有些不齿，还喷他说“当年杨嗣昌提拔你俩，要是让你上你还不如陈新甲呢”。

所以，如今这一切虽然还没发生，但沈迅好歹是忠于杨嗣昌的，此时此刻还不至于跳反。

面对皇帝的垂询，他也诚恳地说：“陛下，臣以为此次变故，湖广兵备沈树人所奏确属有理。张献忠并未能攻占、长期占领襄阳，只是派出了一些死士渗透入城刺杀。

这些人都不穿甲胄，兵器也是另外偷藏进城的。让朝廷大军负责排查这些刺客，属实有些为难。所谓术业有专攻，出了这种事儿，应该是王府护卫和地方典史、衙役捕快的罪责。

如果是发现了流贼渗透后、一刀一枪正面搏杀打不过流贼死士，导致城池陷落，那才是守军将士和督师督抚之责。”

崇祯原本其实也不太想严惩杨嗣昌，因为他已经通篇细读过了沈树人的奏请，看明白其中“张献忠谋害藩王，就是想陷害督抚、利用大明律法的空子让朝廷自毁长城”。

既然如此，崇祯也不傻，不能中了张献忠的计。

因此，只要皇帝不丢脸，有台阶下，就可以不杀杨嗣昌，最多只是训诫降职、降低待遇、罚俸，但是依然管原来的事儿。

待遇可以降，权力不能随便变，不能破坏剿贼大业。就像诸葛亮街亭兵败、贬官三级，虽然挂右将军的头衔，管的还是原来的事儿。

崇祯对沈迅试探再三，见对方言辞恳切，有了台阶，这事儿也就暂时揭过。

然后他又召见了如今还只是兵部侍郎的陈新甲，也问了一番，陈新甲的意见也差不多，崇祯就决定等几天、风头过了再慢慢下论断。

（注：历史上陈新甲这时候已经是兵部尚书了，杨嗣昌都死了小半年了。但因为蝴蝶效应，设定陈新甲现在还是侍郎，要过一阵子才正式升尚书。）

……

然而，崇祯没想到的是，大明朝到了这节骨眼上，党同伐异互相攻讦的破事儿永远不会少。

杨嗣昌走之前，把兵科的给事中都安排成自己人，但他不可能把六科的给事中，以及全部的科道言官，都安排成自己人。

杨嗣昌一派跟东林之间也有不少恩怨纠葛，所以很快就有一些不负责兵事的言官，也开始抨击杨嗣昌，外加不服“襄王贵王之死是刺杀”的定性。

也反对朝廷明确解释相关律令、明确“失地陷藩”的时间尺度。觉得“暂时被刺客渗透扰乱某座城池数日、就被朝廷大军赶回平贼”的情况，也该继续算“失地”。

“失地”怎么可以因为是被偷袭、是临时不差，时间短，就不算失地呢？一天都不行！

东林“众正”从来都是丝毫不允许有道德瑕疵的，原则问题哪能给个宽限期？

上书抨击得最狠的，是两名给事中方士亮、马嘉植——说来也巧，这俩人正好是历史上一年后弹劾弄死陈新甲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