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树人在湖广和四川，已经搞过两次新农业生产方式的推广，和土地确权的工作了，

所以再到汉中复制一次，制度上根本就没有难度，可以直接把成熟经验搬过来用。

具体落实的时候，难点也主要集中在不同地区的民情也不同，需要针对性地解决百姓的抵触。

哪怕如今还是明末，但各地的民风倾向，已经有点接近后世了——

南方人相对敢冒险一点，也容易接受新事物一点，北方稍微淳朴保守，但也更惧怕官府，就算不理解也能靠强权推行一些新事物，除非是忍不下去了直接扯旗造反。

好在汉中如今与世隔绝，根本没法跟大明朝廷控制的其他地区直接联系，朱树人哪怕在这儿独断专行当土皇帝，一年半载之内都没人能告他的状——除非想告状的人有本事直接打穿关中的李自成统治区，去北京找崇祯告状。

从六月中旬，朱树人抵达南郑，开始部署汉中民政工作，到八月初，短短一个半月里，百姓和乡绅都被梳理了一遍。

官府承诺今年凡是改种玉米和土豆的，当年免税，所以哪怕百姓不认识这些作物，对收成有担心，也能勉强克服恐惧改种。

朱树人为了加快推广速度，还恩威并施，一边让陈君宠用正常手段劝农，一边又开出“冬收后，官府承诺按照一两银子两石晒干玉米粒的托底价格，无限量收储玉米作为军粮”。

（注：夏末才种的玉米，大约要四个月生长期，会在冬天才收割。产量比春末种的玉米稍微低几成。）

相关承诺每县每乡都发了下去，在各处申明亭宣讲，务必让百姓都知道。

这个过程中，朱树人也免不了让下乡宣传的工作队，顺带着宣传一下他在湖广就已经实施过的永佃权法律，

劝导百姓种田时注意保护耕地，每年要追肥、维护水利。强调官府会严惩破坏式耕种的刁民和哄抬地租置换好地的劣绅。

朱树人当然也不是空口白话只用语言宣传，而是每个县都会找茬挑几个恶劣典型，抓来直接砍了，明正典刑以示众。

乱世用重典嘛，为了最快地改变民风，消除积弊，稍微杀几个人也是没办法的。

在这一个半月的磨合中，朱树人原本不算太成熟的永佃权律法条文，也进一步查漏补缺完善了。

法律这东西就是这样的，光靠拍脑门立法，或者靠对后世法律的先知先觉，都是不可能尽善尽美的，法律总有其僵化的地方。试点之后发现问题就及时改，才能更好地磨合，适应百姓。

经过在汉中这块闭塞的“特区试验田”里微调后，朱树人立的永佃权律法，基本上可以概括为这样几条核心精神：

“朝廷保护百姓对土地的永续租佃权，只要一个人好好种地，每年有追肥，有参加所在乡镇的灌既水利设施维护劳役。那么租种给他土地的地主，就不能要求这个佃户换地，也不能涨地租。”

“保护农民安心生产的基础上，地主的权利也不是完全不保护。土地承租契约，租期为二十年，二十年内一切情况都不允许涨租金。

二十年后，如果承租的佃农老死了，存在土地继承、分家，那么允许重新签订租约，也可以酌情调整租金。如果佃农没老死，那么可以按照原租约一直种到他老死，终生不变。

另外，如果地主要涨租金，必须承担举证责任，证明佃户过去多年有屡次不参加当地水利维修的徭役，以及多年屡次种地不追肥，如果没有这些劣迹，哪怕土地继承换约，也不许涨地租。”

朱树人这一套操作下来，基本上已经跟后世曰本人那种“铺面房租给人开店后，经营者不走房东就不能涨房租”差不多了。

而且考虑到时代特色，如今还是封建社会，朱树人这么定，显然比后世曰本人更加人性化——后世曰本好歹是资本注意社会，存在经济增长、通货膨胀，如果几十年上百年不给涨租金，房东的收益在很多年后可能就贬值得不值钱了。

但封建社会显然不存在普遍的经济增长，基本上两千年人均GDP都是在循环，也不存在通货膨胀，汉朝一石粮食几百钱，到明朝正常年景的时候还是几百钱。

所以“只要对方是保护土地可持续性的良民，就不许地主涨租金”，地主的收益也不至于贬值。

当然，或许也有看官会觉得，“这种操作也没多大进步，明朝不也有‘田皮田骨’么，不是租佃权也能得到长期保护甚至继承么？跟严密的永佃权立法也没多大差距吧”。

但这样想，只能说是对古代法律史的了解流于表面了。

明朝是有田皮田骨不假，但举个不恰当的例子，那玩意儿的保护效果，也就跟后世《公司法》里那个“当有限公司股东想转让股权时，公司内部股东，比外人享有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”条款力度差不多而已。

实际上公司股权交易时，如果小股东觉得被大股东欺压了，想转让股权，引入对手查账，怎么可能给你有机会做到“同等条件下”？

公司估值一个亿的时候，10%小股权要出让，大股东开出一千万，小股东完全可以拉到一个外部对手出两千万，价高者得。这时候所谓的“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”，根本就没什么意义了，卖的人不会让你有机会刚好条件同等的。

此前的明朝地主对付田皮田骨制度，其实道理也是类似的。他又不会直接要求违法剥夺佃户的租佃权，他只会跟你说年限到了要涨租子，

你不肯涨旁边有个新来的肯涨，要不佃户也跟着卷承诺涨租，要么有的是办法让你混不下去，要么就换一块面积相等、目前看起来表面条件差不多的地，把好地让给出价更高更愿意被剥削的人。

所以，根治的办法，还是得靠“只要当事人有追肥，有按时参加水利维修，地主就永远无权涨地租”。

当然朱树人这么干，肯定也是有利有弊，地主们在这个改革中倒也不算纯吃亏，也是有赚到的，因为他们没有涨租子，却可以从“从此佃户有恒心，不再破坏田地”中长远受益。

真正在这个变法中纯亏的，其实就是想流窜到外地去逃荒租地的纯流民。

因为原本流民最大的竞争优势，就是可以承受更高的奴役度，别的本地活得下去的佃农，可能常年习惯了四公六民，或者五五开的分成。

但流民初来乍到想租地，说不定愿意直接接受三七开，而且七成是地主的。流民一贯就是靠这种竞争力，把本地佃户的份额挤出去一点，夹缝中捞一块地先租着。

这就好比后世初来乍到当北漂沪漂还没有一技之长的，往往比较容易接受。本地人卷不动了他们主动肯卷，就能挤出一点工作机会，确保自己不饿死，先在北沪站稳脚跟再说。

现在朱树人立法强行禁止涨地租，等于是阻断了流民自降身价来提升竞争力。

就好比后世瑞典劳动法强行禁止加班，那些没一技之长只是肯996的雇员，也就没了竞争力——